他是中國知名金融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金融改革的見證者和親歷者。

    他自詡為“業(yè)余攝影愛好者”。只因工作中與扶貧結緣，他五進大巴山區(qū)、兩進大涼山區(qū)，圍繞扶貧、脫貧事業(yè)，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許多真實的畫面，以鏡頭定格和見證了當地鄉(xiāng)親從貧困與落后邁向幸福與希望的發(fā)展之路。

    憶起扶貧之旅的甘與苦，他感慨中隱含著對這片土地厚重深沉的愛。他說未來還會堅持探訪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貧困地區(qū)，且將自己的扶貧攝影之旅延續(xù)下去，至少直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沒有人要求他必須這么做，這是他在內心深處與當地鄉(xiāng)親們的一個約定。

    他就是楊凱生，一位有著30余年金融從業(yè)經驗的金融家。他曾擔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2005年-2013年，擔任中國工商銀行行長。現在，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央國家機關攝影協(xié)會主席。

    2018年4月下旬，北京。楊凱生出現在國際金融博物館公益活動“博物館下午茶”的講壇上?！安┪镳^下午茶”結束后，在國際金融博物館會客廳，楊凱生接受了《公益時報》記者獨家專訪。

    22年扶貧歷程

    《公益時報》：你是哪一年開始參與扶貧工作的？還記得第一次去扶貧點探訪時的情景嗎？

    楊凱生：從1995年開始，工商銀行就按照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部署，在四川參與定點扶貧（當時的叫法）。我1996年擔任工商銀行副行長，也是在同年開始介入這個工作。

    1999年，我在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擔任總裁，當時華融的扶貧點在四川宣漢縣，那時我就去過。

    還記得當時在華融的時候，去四川探訪我們援建的希望小學，那里的學校地面是水泥地，孩子們居然生怕穿鞋進去會把地面磨壞了，就都把鞋脫掉，放在教室外面，光腳進去上課。這個場景可以說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算起來我到大巴山扶貧點探訪有五次了，加上華融就有六次了。雖然大涼山扶貧點劃給我們相對較晚，但我也已經去了兩次了。以后我還要去，在當地脫貧之前，只要還跑得動每年都還是要去的，這已經是我心中一個揮之不去的牽掛。

    《公益時報》：按照時間推算，你已經在扶貧這條路上走過了22年。你如何看待中國扶貧進程中這些年的發(fā)展變化？

    楊凱生：應該說變化是不小的。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很多區(qū)域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的境地。2015年聯合國發(fā)布了千年發(fā)展目標報告，里面反映了中國的極端貧困人口已經從1990年的61%下降到4%，這是聯合國的評價。

    尤其是十八大以來，我覺得這種變化就更快一些、更多一些。

    就拿我們工商銀行來說，從1995年至今的22年來我們不斷努力，開展了教育扶貧、衛(wèi)生扶貧、綠色扶貧、產業(yè)扶貧、救災扶貧、金融扶貧等一系列扶貧工作。

    我們先后在幾個定點扶貧縣投入貸款80億元（目前不良率為1.22%）；先后捐建了17所希望小學；12所中小學宿舍樓、教學樓；67所“愛心小廚房”；連續(xù)14年開展了“啟航工程—優(yōu)秀貧困大學生資助”活動，資助2882名家庭困難的學生踏入了大學校門；連續(xù)15年開展了“燭光計劃—優(yōu)秀山村教師表彰”活動，表彰教師2410人次。開展了“燭光計劃—優(yōu)秀山村教師培訓”活動，目前已培訓1250人……22年來，中國工商銀行總行共派出扶貧干部94人次參與有關縣市的定點扶貧工作。

    《公益時報》：在當下的扶貧工作中，有“扶貧先扶志”和“扶貧先扶智”兩種說法。在你看來，“扶志”與“扶智”孰重孰輕、孰先孰后？

    楊凱生：這個是不同性質的兩個問題。如果說“智力”的智，我們主要說是要把當地的教育能夠搞上去，讓當地的孩子也享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能夠具備接受教育的基本條件。當然，這個“智”也包括對當地農民的技術援助、知識培訓以及其他的綜合技能和素質的提升?？偟恼f來，“扶智”還是扶持教育為本。

    至于說“志氣”的“志”，在更多程度上是說目前具備勞動能力的成年人要建立自我發(fā)展的認知和意識。這個“扶志”就是號召大家要積極主動地找出路想辦法，而不是坐等，要摒棄那種“等、靠、要”的消極思想。政府當然會對需要幫助的人予以扶持援助，但自己也要發(fā)揮主動性。事實上也是這樣，目前很多貧困地區(qū)的老鄉(xiāng)自己也意識到了，“真脫貧、脫真貧”除了政府給予的扶助，自己也要能干、敢干，要踏下心來去努力，否則想要真正摘掉貧困的帽子是很難的。

    以攝影記錄扶貧歷史

    《公益時報》：怎么會想到通過照相機來記錄你眼中的中國扶貧發(fā)展變化呢？

    楊凱生：我本人一直愛好攝影，既然愛好這個東西，就感覺自己有一份攝影人的責任和義務。

    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達到了70%，這是整個人類發(fā)展過程中的重大事情，是需要記載、應該記載的。這些年我在工作的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和見證這種發(fā)展變化，我就很想用攝影鏡頭把這些讓人感慨萬千的東西留存下來，我所能盡力做的就是想在宏大的歷史畫卷中添上小小一角。

    《公益時報》：近年來，類似今天這樣的扶貧攝影交流活動你已經陸續(xù)舉辦多次了，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楊凱生：我希望通過這樣的分享，讓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能夠有所感悟和收獲。第一，了解到我們中國歷史綿延五千年，很多因素造成了今天我們國家發(fā)展的不均衡；我們960萬平方公里，由于各地的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的不同，也造成了發(fā)展的不均衡，這就使得今天的中國還有一些地區(qū)處于貧困、落后的現狀。

    我希望年輕人、尤其是在城市里長大，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問題的年輕人能夠了解這些現實情況。了解到這些現實情況，不僅會激發(fā)大家參與脫貧攻堅事業(yè)的熱情，更重要的是也讓他們了解到當前中國處于這樣的發(fā)展階段，在此過程中，我們必須也應該做的，就是盡自己的力量去改變這種面貌。

    我們也一直提倡現在的年輕人應該走出去，多搞一些田間調研，多掌握國情民情社情的基本情況。我覺得我搞這些貧困地區(qū)的攝影講座，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為他們創(chuàng)造一種田間調研的條件吧。

    《公益時報》：你扶貧攝影的原則是什么？有沒有既定的標準？

    楊凱生：兩個原則。一個原則就是，它既然是記錄扶貧、脫貧，就離不開一個“貧”字，所以其中要有一定量的照片來表現和反映這些地區(qū)的貧困、落后現象。

    但這還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因此在拍攝和選片的過程中，不能單純?yōu)榱双C奇和“博眼球”而去聚焦痛苦、反映貧困落后，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秉持準確地記載和定格歷史的原則，更多捕捉和反映這些年的發(fā)展變化，反映當地父老鄉(xiāng)親一種艱苦奮斗、敢于戰(zhàn)天斗地、積極向上的昂揚和樂觀的精神面貌。

    第二個原則就是注重選片的思想性、政治性和藝術性的結合。扶貧脫貧這個話題政治性、思想性比較強，但從攝影的角度來說恐怕不能簡單的把這變成一個標語口號似的，黑板報似的，還是要尊重攝影的基本規(guī)律，能夠盡量的體現出攝影的藝術性，同時還要能和思想性、政治性結合起來，這是我追求的一點。我希望通過扶貧攝影的真實記錄來教育人、打動人，給予人們更多啟迪和深思。

    企業(yè)應根據自身屬性

    投入扶貧

    《公益時報》：“企業(yè)社會責任”這個概念近年來在中國社會成為熱詞。你認為“企業(yè)社會責任”目前在中國是否實現了普遍啟蒙？

    楊凱生：我覺得企業(yè)是社會公民，所以企業(yè)也應該履行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近年來，這個觀點已經被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和社會公眾所理解和接受。許多企業(yè)都很注意自覺地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比如說工商銀行，作為一家已經在海內外資本市場上市的公司，我們每年都會按時向社會發(fā)布自己的社會責任報告，把它作為自身發(fā)展過程中必須向社會披露的一個重要內容予以公開。

    像披露這些經營數據一樣，把自己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也要專門出具社會責任報告向全社會披露，這已經成為一種義務，成為企業(yè)對市場負責的一種基本要求。

    扶貧只是企業(yè)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方面，社會責任就其范圍而言還涵蓋很多方面。作為銀行來說，堅持綠色信貸、綠色金融的經營理念、不斷提升服務效率、改進服務方式，更好地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這都是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

    《公益時報》：你是否注意到近年來金融資本開始關注公益慈善領域、且投資方向也開始向該領域傾斜的現象？你認為此現象背后的本質是什么？

    楊凱生：這個問題我覺得首先要看是什么樣的企業(yè)在做這樣的事情。你是國有企業(yè)、民營企業(yè)、外資企業(yè)、或者是混合所有制企業(yè)？

    每個企業(yè)在動用自己的資金時，其性質也是不同的。像工商銀行投入扶貧事業(yè)，資金使用有兩個渠道。一個是銀行信貸，一個是捐助資金。信貸恐怕還是要堅持商業(yè)可持續(xù)的原則，不能把你放出去的都變成不良貸款，因為這個錢不是你自己的，是社會公眾的、是儲戶的錢。不能說我拿著儲戶的錢去做有風險的事。所以說在這一點上要堅持商業(yè)可持續(xù)原則。

    比如說我們在這四個貧困縣先后投入了八九十億的貸款，但到目前為止不良率是1.2%，與整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是相適應的，就說明我們既在這些地區(qū)有較大的信貸投入，同時又堅持了防控風險、對廣大儲戶負責的這種專業(yè)態(tài)度。

    至于費用的捐贈，因為我們是國有商業(yè)銀行，那就要嚴格遵循有關制度，嚴格按照程序來操作。員工個體的公益捐贈，每個人的能力不同，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做就好。

    每個機構在公益領域的資金投入和傾斜，也是要根據自身的基本屬性和發(fā)展特質來制定計劃和具體實施，那些沒有基本規(guī)則和章法，企業(yè)管理層簡單地“慷國家之慨”、“慷股東之慨”的做法我覺得是不行的。

    《公益時報》：2017年，關于公益與商業(yè)的關系掀起了一場熱辯。有認為二者水火不容，無法相提并論；有認為二者相促融合是時代發(fā)展必然。你怎么看？

    楊凱生：這個問題就像你所說，之所以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議，就是因為這實際上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不是一句兩句能說得清的問題。公益與商業(yè)能結合好，那當然是錦上添花的事情；如果二者本身無法結合，但在必要的時候可能需要讓你做出自己的一點貢獻，那就無需贅言，盡義務做貢獻就好。如果你做事的初衷完全考慮商業(yè)，那就不要扯上“公益”，那是你的經營需要，你愿意進入這個市場，那是另外一個概念。

    帶有公益性，又兼具商業(yè)性也并非完全不可行。比如你的產品在一些貧困地區(qū)銷售，可以在價格上給予優(yōu)惠，或者在成本的考量上給予盡力支持，也很好。如果就是純粹的捐贈性質的投入，那就完全是公益性的。

    ■ 本報記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