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晚年自號羅浮偫鶴山人，1842年生于廣東省中山市三鄉(xiāng)鎮(zhèn)雍陌村，1922年卒于上海招商公學宿舍。他是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之一的理論家、思想家、教育家、實業(yè)家和慈善家。鄭觀應一生中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甲午中日海戰(zhàn)、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屈辱事件，他懷揣一顆愛國的赤子之心，痛定思痛之余，尋求實業(yè)救國、慈善救國之路，并辯證地分析中國落后的根源，提出全面改革的大膽設想。1894年，其驚天巨著《盛世危言》出版發(fā)行，是醫(yī)治當時中國思想的良藥書籍，廣受民眾歡迎，先后重印20余次。鄭觀應畢生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強國夢，被譽為“晚清全面看世界第一人”，他積極投身于洋務運動，興辦教育，與國人守望相助，滿懷慈善情懷，扶貧濟弱，被賜建“樂善好施”牌坊，永垂史冊。

    鄭觀應慈善思想之體現

    （一）賑災備荒

    中國近代，是一個天災人禍不斷的時代。1875-1878年，“丁戊奇荒”席卷中國大地，全國多省地區(qū)受災，據不完全統(tǒng)計，死于饑荒和瘟疫者在1000萬人左右，是近代旱荒中最嚴重的一次巨災奇禍。災情發(fā)生后，鄭觀應與家人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救災行列中，其父在家鄉(xiāng)捐資以解燃眉之急，而鄭觀應則在上?；I捐賑災以備長時之需。鄭觀應在上海籌捐過程中，廣泛團結善士以積蓄力量，自1877年起，便與經元善、嚴作霖、謝家福等人在上海辦籌賑公所，竭盡全力以謀賑災偉業(yè)。同時，其好友李提摩太主張多種文化融會貫通，以工代賑，引起鄭觀應的共鳴。

    慘絕人寰的災荒深深震撼和刺痛著鄭觀應的內心，災荒過后，他積極反思如何防災備荒。在其《論治旱》一文中，他就明確地表明了該觀點：“與其遇患而始圖補救，何如未事而預切綢繆。”

    鄭觀應直面當時水旱災害頻仍的現實，深入農業(yè)生產第一線，總結經驗，認為興修水利是解決水災的根本之法，提倡夾河筑堤，沿堤植樹，運用西方機械挖走河中淤泥，是為“水災一勞永逸之法”。

    而對于治理旱災，鄭觀應認為，廣開溝洫和種植樹木是解決旱災“治本”之法。除從自然環(huán)境的角度入手來解決水旱災害的問題外，他還建議在社會內部建立穩(wěn)固的備荒機制，從根本上增強人民抵抗災害的能力。具體主張有以下幾方面。第一，在發(fā)展商業(yè)的基礎上注重農業(yè)生產。鄭觀應認為：“以農為經，以商業(yè)為緯，本未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彼岢氍F代化的農業(yè)生產方式，介紹促進農作物生長所需的肥料獲取途徑及使用方法，改良農作物品種。第二，借鑒西方儲蓄信貸制度，鼓勵民眾儲蓄閑錢，以備不時之需。鄭觀應建議設立農社和平民銀行，“百文以上既可寄存，錯銑之微亦能起息”，百姓還可以通過貸款緩解購買農業(yè)生產原料的資金壓力。第三，推崇德、法等國的災害保險制度，籌備農業(yè)保險，減輕農民單純承受災害的壓力。鄭觀應提出實現“損害分擔，荒歉無憂”，在此基礎上，主張構建符合近代中國國情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以官紳合力、以工代賑等多元化方式籌資，設立慈善機構，對災民實施“教養(yǎng)兼施”。

    （二）扶貧濟弱

    關愛流浪者。因災害頻仍，時局不振，近代中國流浪人口十分龐大。流浪人群大都缺乏生存必備的物質條件和生活技能，進而依靠乞討或搶劫為生，嚴重危害社會穩(wěn)定。鄭觀應主張政府與有錢善士合作，建立流棲局，廣收流浪者，以期“貧有所歸，病有所托。不致乞食市塵，頻受鞭笞之苦；委身溝壑，徙傷哺嚷之難”。

    關愛“豬仔”。晚清時期，東南沿海人口拐賣猖獗，大批中國勞工被賣到國外做苦力，備受迫害和虐待，生還率極低，這些海外華工被稱為“豬仔”。鄭觀應積極呼吁民主，抵制販賣“豬仔”倡導通過外交、法律等手段解決“豬仔”問題。

    關愛婦女。在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婦女地位低微，常被不公正對待。有些婦女被當成商品進行買賣，為奴為婢。鄭觀應擬定《代贖災民己賣子女章程》，切實保障婦女的權益。古代婦女纏足，實際上是對婦女肉體的壓迫。鄭觀應呼吁政府下令禁止婦女纏足，剔除殘害婦女身心健康之陋習。此外，鄭觀應還重視婦女受教育的權益，在教育問題上，提倡男女平等。

    關愛溺嬰。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限制，清朝盛行溺女陋習。鄭觀應深刻指出溺女的危害：“蓋使一人溺女，人咸效之，則人將無女；人將無女，則人將無妻?！彼粲豕俜胶兔耖g共同資助貧民養(yǎng)女，緩解嚴峻的溺嬰現狀。

    （三）濟世救國

    教育救國。鄭觀應深深明白，社會若要進步、發(fā)展，就應培養(yǎng)人才，重視發(fā)展教育事業(yè)。而近代中國人口赤貧居多，政府力量較單薄，難以承受教育成本，如何解決教育資金問題成為當時社會面臨的主要難題。鄭觀應認為，“富者出資，貧者就學”是較好的途徑。通過這種方式興辦教育，培養(yǎng)人才，能推動國家進步、社會發(fā)展。同時，鄭觀應還十分關注職業(yè)教育，認為人的天資不同，部分人可通過職業(yè)教育學有所長，以獲得知識和技能去謀生，解決近代中國生計艱難的現狀。貧民無業(yè)，社會不穩(wěn)，鄭觀應積極倡導廣設工藝局，“亦可令其技藝通習，資生有路也”，以免這些人變成無業(yè)游民，危害社會。

    實業(yè)救國。實業(yè)救國是鄭觀應在早期提出的“商戰(zhàn)思想”基礎上發(fā)展形成的，并在《盛世危言后編》中系統(tǒng)論述。洋務運動開展期間，鄭觀應在盛宣懷的帶領下，與一些志同道合之士先后創(chuàng)辦了輪船招商局、電報總局、華盛紡織廠、漢冶萍鐵廠煤礦有限公司、鐵路總公司及中國通商銀行等大型企業(yè)，成為中國早期近代企業(yè)的主要架構。1893年后，鄭觀應進一步發(fā)展了“商戰(zhàn)思想”，提出“振興實業(yè)”的主張，并歸納出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至此，鄭觀應由原先的買辦人生，轉變成實業(yè)救國的愛國人士。

    鄭觀應慈善思想之成因

    （一）中西方慈善文化的熏陶

    鄭觀應自5歲進入私塾學習，直至17歲，其一直接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深受儒家“仁者愛人”、道家“賞善罰惡、善惡報應”等慈善思想的熏陶。鄭觀應的故土香山，是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較早的城市，香山人有出洋務工的傳統(tǒng)，開放、融合、善于接受新鮮事物的家鄉(xiāng)文化給鄭觀應帶來了深刻影響。17歲，鄭觀應成年之際，奉父命遠赴上海學習商務，以為家族效力。到上海后，鄭觀應開始接觸英語，系統(tǒng)地學習西方文化，并結交了一些從事慈善事業(yè)的傳教士，如傅蘭雅和李提摩太。西方傳教士的慈善思相使鄭觀應耳目一新，給了他很多啟示。鄭觀應對比中西方對遺產的分配問題發(fā)現，中國基本上都是將家產傳給子女后輩，而西方多將遺產捐贈給慈善機構。由此，鄭觀應對西方的慈善機構和先進的慈善理念產生了濃厚興趣。在《善舉》一文中，鄭觀應重點介紹了西方國家的福利機構和社會福利事業(yè)，出版后社會反響巨大。后來再版時，為更貼近我國當時的國情，以引起更多執(zhí)政者和廣大貧民的關注，鄭觀應把這篇文章的題日由《善舉》改為《恤貧》。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關于社會福利的文章，文中系統(tǒng)闡述了賑貧濟難的思想。

    （二）父輩言傳身教影響

    在鄭觀應的眼中，父親鄭文瑞“性孝友，重然諾，慷慨好義，有古杰士風”。鄭氏家族素有慈善之風，時常將錢財捐贈至災區(qū)，在當地享有很高的名望。鄭文瑞早期在上海當買辦，后返鄉(xiāng)教書，編錄道德教本《訓俗良規(guī)》《勸誡錄》，并自費印刷，用傳統(tǒng)儒學教化民眾，凈化風氣。1871年，澳門鏡湖慈善會成立，鄭文瑞便是其中一員，其熱衷于慈善事業(yè)，致力于籌置義田，興建善堂，修建道路、橋梁和書院。至今，在中山三鄉(xiāng)雍陌村，還存留他當年為方便鄉(xiāng)親出行而捐修的一條長逾千米的長條石板路——雍陌鄉(xiāng)村大街。晚年，鄭文瑞依然勤奮不輟，積極參與澳門鏡湖醫(yī)院的創(chuàng)建工作。鄭觀應的父親身體力行，諄諄教誨子女要積善行德。在鄭觀應父親言傳身教的影響下，鄭家后代多有善士，積德行善的家風代代相傳。鑒于鄭家人的善舉，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俯準廣東香山縣鄭文瑞伊子鄭官應等姓名載入廣東省志并香山縣志，籍示表彰而資激勸”。

    （三）朋輩善舉潛移默化

    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在鄭觀應的朋友圈中，許多人是近代中國赫赫有名的慈善之士，如余治、謝家福、經元善、盛宣懷等，這些人為近代中國的慈善事業(yè)鞠躬盡瘁，他們的善舉和慈善思想深深影響著鄭觀應。余治從事道德教化義舉，致力于集資辦學，以善書、善戲感化眾人凝聚力量。鄭觀應與余治私交甚篤，余治時常帶鄭觀應交朋結友，鄭觀應后來能融人以江南善士為主體的義賑群體中，正是得益于余治的舉薦。謝家福熱心慈善事業(yè)，多次參加賑災活動，并在災區(qū)設立義塾和留孩所，鄭觀應與其結為金蘭之好。經元善出生于慈善世家，其父經緯長期主持上海同仁、輔元、育嬰等諸善堂，經元善曾為專心賑災而停歇祖業(yè)，在原址基礎上創(chuàng)設上海協賑公所，賑災范圍一度覆蓋整個華北地區(qū)。在設場賑災的基礎上，經元善還主張治河代賑，并得到鄭觀應的極度贊同。盛宣懷畢生致力于慈善事業(yè)，橫跨半個世紀，參與的賑災活動達60多次，賑災之余，其還主張“以工代賑”。鄭觀應與盛宣懷因賑務相識、相知，關系密切，時常交流慈善心得。

    （四）個人慈善情懷

    鄭觀應自幼體弱多病，很小就懂得弱者的不易，長大后更是同情弱者。鄭觀應生性善良，對道家、儒家文化的學習貫通，以及家庭教育的影響，使其內心深處擁有濃厚的慈善情懷，希望通過慈善事業(yè)改觀時代的不幸。鄭觀應所處的年代，災荒不斷，他經常奔赴賑災現場，集聚民眾力量，以應付災荒。他不僅自己行慈善，還要求家人也行慈善，他深刻懂得一己之力的單薄，因此，其還致力于擴大慈善思想和行為的影響范圍。于是，積極撰寫善書，如《救時揭要》等宣傳善行，勸導人們要心存善念，付諸善行，號召民眾投身于慈善事業(yè)中。鴉片戰(zhàn)爭后，舉國上下滿目瘡痍，卻又難尋強國之道，為此，鄭觀應力求人心向善，以期同心同德，共同解決中國落后的社會問題，呼吁有錢之士為慈善事業(yè)捐款，興辦學堂及工廠，解決貧困大眾的教育及就業(yè)問題。此外，他還倡導政府學習西方的福利保障制度，從體制層面構建慈善保障體系，惠及全民。

    （據《開封教育學院學報》）